文丨劉虹利

中國功夫/中華武術是中國文化中較為獨特的存在，在文學敘事中更是具有特殊地位，從唐傳奇到新派武俠小說的持續(xù)書寫，武術在技術性擊技運動的基礎之上具備了文化符號的意義。同時，以歷代傳奇及武俠小說為內容支撐的功夫片、武俠影視作品，更是使一大批或真實或虛構的俠客形象深入人心。網(wǎng)絡文學（甚至電腦游戲）興起之后，圍繞武術的描摹與想象空間進一步拓寬，武術被結合到仙俠、神魔、古偶、言情、修真、穿越等敘事類型之中，大批作品呈現(xiàn)了更為跳脫靈動、奇幻瑰麗的武與俠的世界。圍繞武俠的敘事元素日益豐富，正與邪、陰謀與愛情、金錢與權力、野心與抱負、江湖與朝堂，不同力量的交織使刀光劍影的江湖世界越發(fā)搖曳生姿，相比之下，作為一項體育運動的中華武術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存在狀態(tài)反而容易被略過，因此，在文藝作品勾畫的懲惡揚善、義氣干云、舒張個性的武俠世界之外，武術與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構成何種關系？這正是何頓新作《國術》可以解答的問題。

《國術》以真實人物劉杞榮為原型，講述他與武術結緣的傳奇經(jīng)歷，小說中匯聚了孫祿堂、杜心武、馬玉堂、劉百川、向愷然等近代以來的眾多武林名家，以及八卦掌、形意拳、少林棍、楊家槍等眾多武術派別和門類。劉杞榮一人之經(jīng)歷帶出的名家和功夫幾乎構成近代武術史完整的索引圖鑒，這種“講史”的敘事野心，又與“說話”的傳統(tǒng)敘事模式相結合，形成了《國術》獨到的藝術品格?！皞b義小說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余年而再興者也?！盵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國術》雖非俠義/武俠小說，但其口語化敘事和方言對白，及其針工密致的工筆畫敘述手法和平民化情感傾向，體現(xiàn)出鮮明的宋元話本、明清章回體小說的美學特征，小說以“一人一事作主腦，一線到底”，敘事述情細細道來、合情合理、脈絡清晰，處處體現(xiàn)出古典白話小說的傳統(tǒng)韻致。

陳平原先生將小說分為寫實、寫夢兩類，認為武俠小說基本上是一種“寫夢的文學”。[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第221頁。] 武俠小說中“夢”的完成常依托于“俠”“義”精神的升華和張揚，《國術》則著重于對“武”本身的體察和思考，小說所述劉杞榮的經(jīng)歷，雖也是“稗家小說，非奇不傳”，但行文中卻并不刻意強調“奇”的面相或無招勝有招、天人合一等精神的超拔，反而處處著眼于奇人奇事中的日常狀態(tài)。

對于劉杞榮來說，能夠躋身于名家云集的武術界的確是個奇跡：他從小生病，八歲尚不能走路、站不穩(wěn)，被算命先生判為活不過十歲。這個糟糕透頂?shù)拈_局如何改寫，作家從劉杞榮自身找到了締造奇跡的必然性：出身和家庭的“絕境”使他斷然地絕地反擊，堅定地習武、上學堂，勤學苦練提升武術水平，他轉益多師、博采眾長，最終既精通多種功夫，還擅琴棋書畫。劉杞榮經(jīng)歷了大半個世紀的風雨——從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zhàn)，到加入國軍與日軍作戰(zhàn)，從建國后作為國軍軍官經(jīng)受政治洗禮，到經(jīng)歷土改、“文革”最終獲得平反，從落魄潦倒拖板車到施醫(yī)救人開診所，最終重返武林，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際遇中，既有功夫造詣日漸提升的振奮人心，亦有親人愛人同窗同袍生離死別聚散離合的世事無常，在歷史變遷的滔天巨浪中，個人微不足道，猶如浮萍起伏翻折，其內在包含的巨大戲劇性已無需刻意構造離奇情節(jié)，因此，《國術》敢于以寫實之風格，以反奇觀化敘事為傳統(tǒng)白話小說注入現(xiàn)代內核，從而接續(xù)了現(xiàn)代中國小說對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美學追求。

這種反奇觀化的敘事風格體現(xiàn)在從敘述語言到情節(jié)內容的方方面面。小說開篇以一個平平無奇的緣由奠定了全篇的寫實基調，主人公劉杞榮出場時情形特殊，是個患了“脹肚病”的孩子，但作家略去“疾病的隱喻”，清楚解釋“實際上就是血吸蟲病”。對于習武創(chuàng)造的生命奇跡，小說也沒有任何夸張離奇的演繹，不僅武學人士的生活極為簡陋，他們對劉杞榮的指教也保持著質樸的原貌：“人要先站穩(wěn)，才能打拳”“人只有努力才有未來”“下苦功夫”“苦練”“多練”，這些話語一反新派武俠小說的天馬行空及奇崛神秘，在“武”的層面，《國術》從功夫招式到修習方法無不扎根于真實生活的土壤。

另一方面，武術保全并成就了劉杞榮的傳奇人生，他的殺敵、立功、劫軍火、跳崖逃生、奪冠改命、治病救人、重返武林，都拜一身真功夫所賜，盡管如此，小說仍以嚴謹態(tài)度來避免過度美化功夫實戰(zhàn)中的暴力與血腥。小說中寫劉杞榮帶領教導團新兵與半個中隊日軍作戰(zhàn)所經(jīng)歷的肉搏，劉杞榮以精湛的刀法結束了日軍少佐大隊長性命。對于這一軍事上的勝利，小說同時詳盡羅列了戰(zhàn)績和戰(zhàn)損，面對死傷的兄弟，大家十分悲痛，有不適而嘔吐的，也有呆呆地流淚的，“劉杞榮感覺渾身不舒服”“他說：‘我去洗洗?？┤毡竟碜拥难?，腥臭的。’”何頓有著堅實的戰(zhàn)爭題材書寫經(jīng)驗，戰(zhàn)爭摧殘生命、泯滅人性的殘酷和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悲壯，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對具體參戰(zhàn)的個體而言，生與死的搏殺或許帶來的更多是創(chuàng)傷性記憶。這也是抗戰(zhàn)勝利后，劉杞榮總是念起鋤奸行動中犧牲的同袍，最終選擇離開軍隊退役回家的原因。

武術生活的日?；瘮⑹潞蛻?zhàn)爭記憶的反英雄式書寫，使《國術》剝離了“夢”的飄逸輕盈，成為具有生活實感的現(xiàn)實傳奇，一般新派武俠小說“夢”的營造還包括愛情書寫的浪漫綺麗、蕩氣回腸，而劉杞榮的愛情似乎也只是尋常的模樣。小說敘事以兩條線展開，主線以順敘的方式，從1920年代他與武術結緣開始依次道來，另一條敘事線則從1962年起頭，正是在這一年他與賀涵重逢，這說明賀涵在他心中的分量。從三十年代懵懂青澀的愛情，到近三十年后再續(xù)前緣，似乎沒有比這更可歌可泣的事情了，但小說在敘事上非常節(jié)制，既不打破生活本來的節(jié)奏，也不對情節(jié)做集中的戲劇性處理，在劉杞榮、周進元、曠楚雄、賀涵、柳悅等幾個人陰差陽錯的感情糾葛中，沒有任何驚天動地或感天動地的事件。當賀涵被迫成婚時，劉杞榮覺得自己沒資格私奔，一是不能對老師食言，二是因世道兇險，怕賀涵有危險，最終痛失所愛。劉杞榮品嘗著失戀的苦澀，覺得“人活著沒一點意思”，小說敘述仍是尋常語調，但不難讀出他的強烈痛苦，因為嗜武如命的他居然只勉強練了半小時拳，就感覺很沒勁地坐在地上。與此同時，一直暗戀賀涵的曠楚雄也陷入痛苦之中，他不能容忍劉杞榮比自己更痛苦，兩人一起淋雨、喝酒，最后劉杞榮病倒了，小說寫“曠楚雄很不解，‘我其實比你咯鱉還痛苦，我都冇病，你何解病了？’劉杞榮不搭話。”

小說的反奇觀化式寫作在于放棄敘事人的特權，放棄以敘述語言過度渲染或抒發(fā)人物的內心感受和情緒體驗，但這并不意味著情感力量的削弱，因為通過對人物行動和言語及當時情境的還原，能夠構造出一種召喚式結構，讓巨大的情感潛流在細密的生活細節(jié)底層涌動，因此，劉杞榮的病倒和“不搭話”已然勝過千言萬語或涕淚橫流的情感宣泄。此后，他雖做了努力和爭取，但總體上也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沒有“為愛癡狂”，而是重新投入到武術練習之中。這是事理邏輯主宰下的愛情生活而非武俠小說中的愛情奇觀，對《國術》而言，相比武俠小說中的虛幻承諾，生活的真相或許更為重要。

《國術》將人物置于行動之中，對環(huán)境的描摹和人物心理的刻畫較為簡潔，而閑聊/對話則占了很大的敘事比重。小說一方面在對話中潛藏人物的性格變化，如劉杞榮面對派下來的政治任務，不斷地表示自謙、退讓、推托，“學了點皮毛”“都不精！”“接不住”，這些猶猶豫豫、吞吞吐吐的話語，與前一章的少年意氣形成對比，顯示出他在“多年之后”已被生活所改變。另一方面，小說以劉杞榮的人生傳奇與大歷史形成映射，這其中的巨量信息很多都是通過人物閑聊“說”出來的，這種《十日談》式的故事嵌套格式，極大地豐富了小說的內涵。這些講述中，既有武術關乎國家榮譽的故事，也有武術關乎個人生死的故事，這些故事也從側面透露出近百年間普通中國人在國族歷史變遷中的命運浮沉。這些極為平常的閑聊看似瑣碎，卻猶如散落全書的點點星光，形成對大歷史的生動注解，它既解構了對歷史的整體化本質性敘事，又從個人感受和日常生活的緯度重構了大歷史的經(jīng)驗圖式，打通了英雄與凡人的壁壘——不論英雄氣概或家國情懷，還是個人理想或偶然際遇，巨浪裹挾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國術》全文重寫實、主平淡，所敘無非日常，卻能通過閑聊式對白拓展意義空間，另一方面，其情感沖擊力不在于直白的抒發(fā)鋪排，而是由篇章結構的安排來完成，這種結構性張力凸顯了人物命運終極意義上的“戲劇性”色彩，它無需“無巧不成書”，而是由個人面對時間和歷史的哲學性生存處境決定的。

小說從劉杞榮八歲習武開始，前六章以順敘的方式敘寫習武中的種種際遇，到第七章，敘述時間切入到1962年，此后，這條預敘事的線索便一直隱伏、適時顯露，從開初的意隨筆轉、零星出現(xiàn)，到逐漸增大比重，兩條線最終在“賀涵回家了”一章合流，合流之前是拖板車的劉杞榮參加競賽拿了四個冠軍，由此吃上國家糧當了省體委武術教練。此后，小說繼續(xù)順敘至終章，講述劉杞榮和賀涵在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生活經(jīng)歷。正是在兩條時間線的交替對比中，人物命運的顛簸與錯位顯露無疑。小說第六章寫男女同學之間的種種情愫，一派簡單美好，但下一章就跳轉到“很多年后”，劉杞榮為亡妻譚志清而流淚慨嘆，前后文本之間形成了巨大的敘事空間，強化了命運的乖蹇程度。第二八章，劉杞榮在洛陽參加全國比武名動武林，被《大公報》報道，其時柳悅懷孕、柳父健在，家庭和美，緊接著第二十九章，由這同一張《大公報》所勾連起來的卻是1960年代劉杞榮與賀涵的閑聊，二人拿著這份柳悅收藏的《大公報》，共話1936年的沉重往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多少物是人非、莫可奈何，兩相對照，平靜的絮談中竟包含著無盡的唏噓。

小說第三十五章寫劉杞榮的工作保住了，卻又在這樣的喜悅中帶出對柳悅之死的痛苦回憶，那些“塵封在大腦的深處，并澆鑄了鋼筋混凝土”的“最不愿觸碰”的記憶緩緩來到讀者面前：日軍侵犯長沙，妹妹桃子被沉塘，長沙保衛(wèi)戰(zhàn)、長沙大捷、隨棗會戰(zhàn)、棗宜會戰(zhàn)、第二次長沙會戰(zhàn)，柳家老小在日軍對長沙的狂轟濫炸中不幸罹難。小說第四十二章是劉杞榮得了四項全能大滿貫后帶了第二任妻子譚志清回老家，這其中雖家人因陷于貧窮而躲躲閃閃、低三下四，卻仍不失溫馨，劉杞榮彈古琴，譚志清唱《天涯歌女》，也是琴瑟和鳴的美事，緊接著下一章跳轉到劉杞榮為保體委工作而奔走，譚志清去世的原因也被揭開。前后兩章樂景哀情相交替，使簡單的日常對話變得不那么簡單，其中的萬般滋味若要依靠敘事人一一解說幾乎不可能，作家正是通過結構的跳轉，形成敘事的留白，以供讀者去再解讀、再創(chuàng)造。

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多年以后”曾是中國作家鐘愛的句式，實則傳統(tǒng)章回小說中常有“此為后話，且按下不表”，這種預告在敘事上留下一個“鉤子”吸引讀者，《國術》中也有這樣細小的“后話”式“鉤子”，與之不同的是，作品還將這種細小的“后話”擴展為整個章節(jié)，楔入到線性的講述中，從而呈現(xiàn)出事實的落差和錯位、形成情感沖擊力，采用這種預敘事的手段，或許吸引讀者尚在其次，它更可能是作家審視歷史變遷時試圖對抗虛無的一種努力。劉杞榮一生經(jīng)歷跌宕起伏，他曾被打入命運的谷底，又數(shù)次重回頂峰，他的傳奇是歌與痛、血與淚相伴隨的傳奇，因生命的頓挫、命運的戲弄而分量沉重。因此，當敘事人回望他的一生，不難發(fā)現(xiàn)生命中總是隱伏變故，若干的轉折與改寫或有跡可循，或全無預警。在變幻莫測的偶然性面前，迷局中人往往“只道當時是尋?！?，而他唯一可把捉之物也只有當時的“尋?！倍?，這就是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所在。

劉杞榮與他的世界中來來往往、相聚別離的各色人等，構成了現(xiàn)實主義視野中的“江湖”：其中有浴血革命的國家干部，有前國軍師長太太的小學老師，有拖板車或賣香煙的武術大家，有孩子全為國捐軀的面館老板，有自私冷血投機取巧的族親，有閑游而講義氣的爛崽，也有刑滿釋放的手刃至親的族長……如此蕪雜而又豐富的“江湖”，恰好依靠著最樸素的真理運轉不息。正如武術大師成功的秘訣就在于“練”，再進一步就是“快”，“快”也總歸靠“練”，這些“秘訣”是簡單易行、非常實用的。民間信條的實用性還體現(xiàn)在對個體生命的保存方面，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期間，鄭先生不許劉杞榮幾人離開法租界，“你們還年輕，要學會活著，以后有的是機會。”這種樸素的智慧無關于民族大義和犧牲精神，而在于客觀判斷形勢、適當保存自我、不做無謂的犧牲、不為壯懷激烈的口號而赴死，這不那么“高尚”，卻也可能正是民間世界和市民社會得以世代綿延的原因。

《國術》就這樣以日常生活敘事瓦解總體性的觀念表達，并在細節(jié)中呈現(xiàn)出生活本身的戲劇性，同時也揭示出了民間世界和市民社會的堅韌之所在。所謂“大道至簡”，民間世界和市民社會的觀念信條來源復雜，但呈現(xiàn)形式卻最為簡單樸素，表現(xiàn)在劉杞榮的武學生涯中，就是他始終關注個人心性品格的修煉，懷著強烈的內在動機埋頭于由“練”而“進步”的過程，這說明，修習武術不需要從更高的家國情懷或國族命運中求證意義，意義就內在于它自身，內在于每一個“練”和“進步”的時刻中，這正是《國術》中傳奇與平凡的辯證法。從這個角度看，劉杞榮的心性品格幾乎從頭至尾沒有太多變化，這是小說不同于塑造“圓型人物”、關注人物性格發(fā)展的現(xiàn)代觀念的地方，它更符合古典小說的人物特征。

在近現(xiàn)代中華武術的發(fā)展中，既有冷兵器時代結束的大勢所迫，也有自外于西方競技體育體系的具體困境，但不管是槍炮的挑戰(zhàn)，還是武術隊被取消，都未能阻止劉杞榮的習武之路。因此，在國族命運、政治、戰(zhàn)爭打破了個人世界的平衡之時，如果說是武術幫助他戰(zhàn)勝了困境，不如說他通過“修己”獲得了始終如一的“自我”和堅毅的精神品格，正是這些力量推動他蹚過泥沼、走向彼岸。

1935年老舍以《斷魂槍》寫沙子龍五虎斷魂槍的即將失傳，以此表達民族文化傳統(tǒng)何去何從的憂思，沙子龍找不到習武與傳武的依據(jù)，只能在夜靜人稀時獨自溫習六十四槍的招式和往昔的威風。來到新世紀，《國術》無疑回應了《斷魂槍》的憂思：中國功夫/中華武術不僅沒有絕跡，反而在數(shù)代武者手中發(fā)揚光大，這也構成了《國術》中最有寫作難度的地方：描寫“國術”本身?！秶g》延續(xù)了平江不肖生等舊派武俠的寫實傳統(tǒng)，基于對每一種武術套路的了解，記敘了各種不同套路的口訣要領以及具體打斗中的不同表現(xiàn)，全書中關于拳、棍、刀、刺刀等功夫的實際運用，通過練習、考試、比賽、比武、殺敵等場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這一類情節(jié)構成了《國術》中非?！坝埠恕钡牟糠郑葘懗隽宋湫g門類的特點，又富于實戰(zhàn)中的變化，可以說《國術》自覺地承擔了記錄國術、整理國術的使命。

《國術》以武術為表現(xiàn)對象，以武術名家劉杞榮為線索，整合了中華武術與軍事政治、個人傳奇與家國命運的多維景觀，在以武術為題材的現(xiàn)實主義寫作中具有重大意義。從沙子龍品嘗被時代拋棄的苦澀，到劉杞榮古稀之年赴少林寺推廣武學、培育中國人“尚武精神”，《斷魂槍》中知識分子憂慮民族文化之未來的沉重之思，最終被《國術》中民間世界、市民社會的內在力量所承托。作為前現(xiàn)代社會的文化遺產(chǎn)，功夫與武俠文化或國族想象等宏大話題可能發(fā)生解紐，但只要它關乎個體肉身，植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就擁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這是民間文化和市民社會的力量，更是人自身的力量，它構成了對高懸于頂?shù)暮甏髷⑹碌难a充，也是中國文化精神最具韌性的象征之一。

責編：周聽聽

一審：周聽聽

二審：張馬良

三審：熊佳斌

來源：湖南文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