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新年

打開《鵝公坪》一書，熟悉的鄉(xiāng)村景象撲面而來，尤其是特殊地方色彩的方言鄉(xiāng)音，諸如半邊戶（夫妻一方農村戶口、一方非農戶口）、老蟲（老虎）、把戲、堂客、伢嘰（伢仔）、嬸嘰（嬸嬸）、打流（流浪）、雙搶（搶收搶插）、牛欄、師公（巫師）、回來冇，媽得了（怎么得了），苦日子（三年困難時期）、劃得來、賊牯子（小偷）、大水牯、打飛腳、泥巴路（沒有硬化的鄉(xiāng)村道路），烏龜車（轎車）、吃國家糧（吃商品糧）、打抱箍子（摔跤）、雷打火燒、水火無情、冇得飯吃了（沒有飯吃了）、喂不熟的狗，還有“黃牛角，水牛角，各自各”這樣音調簡單，沒有實際意義，卻意味無窮的童謠。那種特殊的地方色彩與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鄉(xiāng)村記憶好像突然打開了我記憶的閥門。

我與雄前兄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考上大學，離開農村，農村的記憶幾乎完全重疊。我們是小老鄉(xiāng)，雄前兄雙峰人，我湘鄉(xiāng)人。雙峰屬于老湘鄉(xiāng)，1951年才從湘鄉(xiāng)分離出來，獨立建縣。雄前兄書中的許多人物及其活動范圍與我的故鄉(xiāng)有許多交集或密切聯(lián)系。楊家灘和橋頭河是雄前兄敘述的重要線索，也是我童年時代許多故事傳說的重要經(jīng)緯。1975年開挖的恩口煤礦是離家鄉(xiāng)很近的一座中型煤礦，家鄉(xiāng)農民脫離農村最主要的出路也是當煤炭工人，不少鄉(xiāng)鄰是恩口煤礦的工人。我的家鄉(xiāng)壺天鎮(zhèn)磨石頭的紅土地是畫家羅爾純作品色彩的源頭。

與雄前兄的家鄉(xiāng)一樣，1949年解放的時候，我們家鄉(xiāng)還有老虎出沒，山上長滿參天大樹，1958年大煉鋼鐵，樹全砍光了，成了荒山禿嶺。大躍進之后的三年，湖南農村稱之為“過苦日子”。這是我父母一代人最慘痛的記憶，勞動的強度與食物的匱乏都達到了極限，活著成為了一種奇跡。直到公共食堂解散，才迎來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嬰兒潮與生育高峰。雄前兄的父親在城里餓得慌，1959年慌不擇路地辭了工，回到老家種紅薯、蘿卜給親人充饑。大公公吃觀音土、樹皮和草，肚大如鼓，腿細如柴，青筋暴突，投塘自殺。公公聶青桂溫柔地死在1961年底。我父親同樣也是在這個時候從煤礦跑回了農村，當時煤礦一個月的工資買不了一擔蘿卜，無法養(yǎng)家自己。我和雄前兄在文革標語口號的不斷變化中長大。文革時期那些往往都是出自毛澤東詩詞和語錄、帶有強烈時代色彩的標語、對聯(lián)成為了我們記憶最重要的底色：“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福州盡舜?！?“農業(yè)學大寨”，“水利是農業(yè)的命脈”，“斗私批修”，“一定要解放臺灣”。它們已經(jīng)恍如隔世，又歷歷如在目前，非常遙遠，又無比熟悉。這些帶著時代戳記的標語口號將我?guī)Щ氐匠錆M艱難困苦同時又無憂無慮的少年時光。那是生命中最困苦、也最明媚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即使父母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掙扎，自己生活的每一天都是眼淚，仍然是難得的被庇護而不被風吹雨打的幸福時光。雄前兄說：“那個年代，活著的鄉(xiāng)親異常的堅韌，異常的溫順，異常的麻木，異常的激動?！?/p>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 “一個人生活在什么環(huán)境，他就會成為什么樣的人?！?nbsp;《鵝公坪》描繪了一個個富有傳統(tǒng)農村特點的農民，例如，人生記憶的第一個起點的父親的干娘六奶奶，“小腳，黑帽，溝壑縱橫的笑臉，滿布疙瘩的拐杖”。他最親密的童年伙伴的母親春嬸嘰，額頭上長著肉球被人戲稱為“氣球老公”的細公公，苦命女人妙玉姐，做法事的巫師贊師公，算命先生羅富生，看水人春初老倌，這一個個異常鮮活、性格與命運各異的人物，烘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生活圖景。那個時代的生活充滿了艱辛、苦難，同時也不乏溫情、道義。盡管充滿各種各樣的災難與變故；然而，那時的農村仍然是一個平靜、穩(wěn)定的傳統(tǒng)社會，典型的費孝通所謂的“熟人社會”，過著簡單樸素、相對健全的倫理生活。他們堅韌倔強、淳樸善良，知足常樂、相互信任，所謂遠親不如近鄰，可以相互托付，婚喪嫁娶，紅白喜事，你來我往，相互幫襯，充滿世俗溫情與歷久彌新的人情。對于我們這些從農村中學考上大學的農村孩子來說，永遠無法忘懷無私地哺育了我們的鄉(xiāng)村教師。那個時代的師生關系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遇到的最無私、最高尚、最純粹、最美好的一種關系，其純度甚至超過了父母與子女之間血緣的關系。就像小學老師劉新乾老師所說的：“不管你穿花衣服還是穿補丁褲，不管你家有做官的爹還是有討米的娘，只要在我班上，我都把你們看成好學生?！?/p>

有一個僅僅只屬于湘鄉(xiāng)人這個特殊的群體的方言詞匯引起了雄前兄濃厚的興趣與持久的關注。這個詞就是“含糖”。含糖這個詞不僅外鄉(xiāng)人永遠都不會懂，而且即使湘鄉(xiāng)人自己也已經(jīng)不明就里。它是湘鄉(xiāng)人特殊的歷史記憶的沉淀，是湘鄉(xiāng)人特屬的光榮與夢想。雄前兄對這個詞情有獨鐘，著意發(fā)掘，發(fā)出了深刻的靈魂之問。他在《含糖歲月》里寫道：“小時候，鵝公坪從來沒有‘曾經(jīng)’‘從前’這樣的詞匯，只要是講過去的事，開口第一句就是‘含糖’。從 16 歲離開故鄉(xiāng)開始，每年都回家探親，每年都聽到含糖，聽到含糖一詞心里就咯噔一聲，想這是一個什么鬼。一直到 2020 年，我才破解‘含糖’這個心心念念纏繞多年的謎團?！毙矍靶钟申杽ο壬骶幍摹峨p峰方言之東扯西絆》中“咸同”的詞條推定含糖就是咸同：“一個僅流行于湘中地區(qū)的方言詞匯。它是清朝咸豐、同治兩個年號的合稱。歷史上有‘咸同中興’之說，在雙峰及周圍縣市中，‘咸同’表示‘過去、曾經(jīng)’的意思。咸豐同治年間，由于曾國藩和湘軍的崛起，湘鄉(xiāng)人文蔚起，名動全國。湘鄉(xiāng)人總督巡撫以上的封疆大吏比比皆是，至于四品五品官員，則不足為奇。同時，由于湘軍官兵通過戰(zhàn)爭積累了一部分財富，地方經(jīng)濟十分發(fā)達。因此，這段輝煌的歷史，后來人說起時，就十分自豪，總是說：“咸同年間，我們這兒如何如何。久而久之，就演變成‘咸同’，表示‘曾經(jīng)、過去’的意思了。 可以斷定，‘咸同’這個方言誕生最早在光緒年間，離今不過一百多年。”含糖這一個極為特別的方言詞其實就是一部高度濃縮的湘鄉(xiāng)地方史與文化史。湘鄉(xiāng)的自豪與辛酸、輝煌與淪落，盡在其中。咸同之后，湘鄉(xiāng)從歷史的高峰跌落，重新淪入庸常暗淡的日常生活，輝煌不再。雄前兄一語道破：“咸同到含糖的語義演變，我覺得大有深意。幾百萬湘鄉(xiāng)人在大概 160 年的歷史中，硬生生將‘過去’‘曾經(jīng)’‘從前’這些詞匯擠出去，用‘咸同’ 替代，這要有多么強大的文化信念和凝聚力！而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咸同的文化竟然變成含糖的味覺，對湘鄉(xiāng)人來講實在是從天堂跌入地獄的感受?！?我們家鄉(xiāng)的發(fā)音略有不同，經(jīng)?！耙窍剃柊　?，“說起咸陽啊”連用，帶有強烈的翻古的味道，充滿對過去的好時光的無限懷念和盛時不再的無盡感慨。

清代咸豐、同治年間，爆發(fā)了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劫掠、蹂躪了包括最富庶的江南在內的大半個中國，最后曾國藩率領湘軍平定了太平天國之亂，同時發(fā)動了成為中國現(xiàn)代化起源的洋務運動，使古老的中國第一次睜眼看世界，造成了歷史上有名的同治中興，并且因此將從來都是不顯山不露水的湖南人帶上了中國近代歷史的大舞臺。咸同是湖南人的高光時刻，更是湘鄉(xiāng)人的高光時刻。此前，湖南在中國歷史上一直默默無聞，“湖南自郡縣以來，曾未嘗先天下?！?“湖南人物罕見史傳，三國時如蔣琬者，只一二人。唐開科三百年，長沙劉蛻始舉進士，時謂之破天荒?！焙祥L期處于中華文明的外圍，直到中華文明的重要高峰北宋，湘鄉(xiāng)仍然是中原文明的邊疆與文明分界線。湘鄉(xiāng)往西便是化外之地，相鄰的安化以及新化和懷化等地名都是北宋熙寧年間朝廷鎮(zhèn)壓南江蠻和梅山蠻后的賜予，它們是王化、歸化、教化之新地。在明末天崩地解的劇變中，湖南誕生了著名的學者與思想家王夫之，他既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學術的總結，也是傳統(tǒng)思想學術的批判與超越。王夫之的思想學術埋藏、蟄伏了兩百年，經(jīng)由曾國藩和湘軍，得以廣泛傳播，發(fā)揚光大，駕顧黃而上，成為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的啟蒙思想家。從周敦頤到王夫之到曾國藩，湖湘學脈，不絕如縷。19世紀，中華文明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四塞之地的湖南，長期沉潛的思想學術與野蠻的血性在大危機中釋放出了空前的能量與耀眼的光芒，似乎幾千年的沉寂就等待著這一刻的爆發(fā)。以經(jīng)世致用為基本特點的湖湘學派由湘軍而震動天下，光耀世界。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第二年，曾國藩以丁憂身份奉旨創(chuàng)辦地方團練，以同鄉(xiāng)、同族、師生、親戚為紐帶，組織起一支呼吸與共、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的強大軍隊。湘軍之所以有著巨大的凝聚力、生命力與戰(zhàn)斗力，能夠立于不敗之地，根本在于，湖湘學派構造了湘軍深厚的文化底韻與人脈。這是一支有思想、有學術、有信念的軍隊。他們形成了一個文化與命運的共同體，無論湘軍各部之間平日有著怎樣的矛盾與利益沖突，但在危難時刻，都會顧全大局，傾力相救，生死與之。全部湖南人與湘軍榮辱與共，凝聚成為一個緊密的文化利益共同體，群星璀璨，人才井噴。湘軍對湖南人而言，不只是一支軍隊，更是一種文化信念。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危機時刻，湖南涌現(xiàn)出了一批又一批改變了民族命運的歷史人物。幾乎人盡皆知的楊度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充分體現(xiàn)了近代湖南人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span>慷慨激昂，氣勢磅礴，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壯麗的篇章。1910年，毛澤東離開家鄉(xiāng)韶山，到湘鄉(xiāng)東山學校讀書，抄寫了日本著名維新政治家西鄉(xiāng)隆盛（實際上是日本和尚月性原作）的一首詩留別父親：“孩兒立志出鄉(xiāng)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何處不青山?！彼w現(xiàn)了近代湖南人胸懷天下，舍我其誰的雄心壯志。

湘軍的功業(yè)給湖南人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無尚的榮耀與充分的自信，尤其是湘鄉(xiāng)人長期陶醉與沉浸于這種往昔榮光。我們家鄉(xiāng)對于財富的終極想象就是，打開南京發(fā)洋財。中國最富庶的江南積累了兩百年的財富為湖南在近代的崛起與發(fā)達奠定了物質基礎。即使這種榮光早已褪色，生存的高地早已淪陷，他們依然相信自己的家鄉(xiāng)是世界與宇宙的中心，標志著人類財富、文明與幸福的頂峰。全世界哪里最幸福？當然是中國人民最幸福。中國哪里最幸福？湖南。湖南哪里人最幸福？肯定是鵝公坪。湘鄉(xiāng)人這種對家鄉(xiāng)幸福的執(zhí)念如此熟悉、如此同質化，完全可以將鵝公坪換成我的家鄉(xiāng)壺天。1980年，當我考上大學離開家鄉(xiāng)到長江邊上的一座大城市去上大學的時候，我的父母、鄉(xiāng)親曾經(jīng)為我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過一種未知的生活而憂慮，他們最擔心的是我能否忍受與適應異鄉(xiāng)野蠻人的食物，他們基本上認為，我家鄉(xiāng)以外的其他地方都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盡管除了咸同流水一般的金錢與富足，我們家鄉(xiāng)的農民幾乎一代又一代都在重復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但是，他們依然信心滿滿地覺得只有自己家鄉(xiāng)的生活才是世界上最合理、最完美、最幸福的生活。作為農民最大特點的安土重遷是農業(yè)文明自然生存狀態(tài)的反映。游牧民族與商業(yè)民族那種離鄉(xiāng)背井、人在旅途的生活被農業(yè)文明視為最大的不幸，是萬不得已的生存下策。不論是老大嫁作商人婦，還是昭君出塞，都被視為人生最大的災難與不幸。農民安土重遷的自然生活的特點造成了他們的狹隘、短視、保守與孤陋寡聞。

湘鄉(xiāng)由咸同一路跌落，我們出生的時候，已經(jīng)跌入歷史的谷底，貧困、苦難與絕望已經(jīng)達于極點。“同樣是霸蠻，左宗棠抬棺西征收復新疆有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而妙玉、 鴻軒、富求和我哥的霸蠻，卻是雞零狗碎的求生；同樣是耐煩，鄧顯鶴一生致力于湘學復興事業(yè)，焚膏繼晷為湖南士人打氣加油，孜孜矻矻挽民風民俗強悍囂張，而我少年時代鄉(xiāng)親的耐煩，無一不是一畝三分地的苦煎苦熬，無一不是三百六十五天的茍延殘喘；同樣是吃苦，二萬五千里長征實在苦，但紅星照耀著中國希望籠罩著大地，而我父親的吃苦，是五十多歲老漢每天來回六十里路拖板車的苦，而且一拖就拖了差不多十年。永遠不能責怪老百姓。錯誤的政策導致巨大的苦難和貧窮，在肚子都吃不飽的饑餓歲月，沒有人仰望星空，也沒有人敬畏心中的道德準則?！鲇倌喽蝗荆鍧i而不妖’的道德人格消失了，假大空和欺瞞騙成了常態(tài)，民風就猥瑣了，士氣就崩塌了，有哪一個還想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呢?！比绻f《爸爸爸》等新時期文學所謂“種的退化”是新啟蒙主義理念化的表達的話；那么，對于在湘中丘陵這片狹小、貧瘠的土地上煎熬著的人來說，生存退化是一種殘酷的現(xiàn)實。

農業(yè)文明和農民從根本上是狹隘、保守的。我們成長的時代，又是中國歷史上最封閉、禁錮的時代之一，嚴格的城鄉(xiāng)二元對立將農民從一出生就死死地固定在家鄉(xiāng)的土地上，個人從事商業(yè)流通活動成了違法犯罪，被當作投機倒把，受到嚴厲打擊，農村幾乎完全失去了流動性，時間似乎凝固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日復一日，周而復始，永恒循環(huán)。除了工農兵大學生和入伍當兵，絕大多數(shù)湖南人已經(jīng)出不得湖了?！霸谑嗄陜葋y之后的每一個上大學的農家子弟，都如一只弱小的麻雀，有著熬過洞庭、忍過洞庭、憋著氣掙扎過洞庭的經(jīng)歷。我卑賤的茍活，無聊的煎熬，狡黠的智慧，蒼白的情感，都是那個時代真實的賦予。我能夠在今天成為一個體面的人，有尊嚴地活著，怎么看怎么想，都是一個偶然。事實上，大多數(shù)像我這樣的小麻雀都消失在洞庭湖的萬頃波濤之中?！?農民在他們很小的生活半徑里消磨一生，很多人一輩子也沒有離開過家鄉(xiāng)半步。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逃離農村，奔向城市的“農民工”找不到一個適當?shù)拿x，很長時間被稱為“盲流”。直到這個世紀，“農民工”才有了“新工人”的名義。距離家鄉(xiāng)一百多里地的縣城，對于我們農村孩子來說，像天邊外的另外一個世界一樣遙遠。1980年到縣城參加高考，是我第一次離開家鄉(xiāng)，第一次見到城市，第一次住進賓館，第一次坐上火車。

在我們那個時代，恰好短暫地普及了高中教育，四個現(xiàn)代化的壯麗遠景與農村停滯、落后、閉塞、與世隔絕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對照與反差。我們又在八十年代初這個重要的歷史分界點從農村考上大學。對于處于歷史臨界點上的人來說，當時農村生活那種窒息和絕望的感覺特別強烈，雄前兄用平靜的文字描述了那種難以言傳的絕望感：“我少年時代所看到的死和所聽到的死，除了生老病死，除了意外死亡，最多的都是絕望之死。”他誓言“絕不還鄉(xiāng)”。農村只有辛苦的勞作，難熬的饑餓、無盡的苦難，看不到任何前途與希望。他們看待任何東西都像看待一年四季的變化一樣順其自然、逆來順受。難以想象，如果不是1977年恢復高考，我們適逢其時地考上大學，離開農村，將會是怎樣一種生活？當二十年后我在北京重逢一位同一年考上大學的鄰村同鄉(xiāng)，他很決絕地跟我說：“如果我不能離開農村，會一頭撞死在地上。”在歷史巨變的時刻，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突然為我們打開了大門，我們成為最年輕的一代大學生，在當時被稱為天之驕子。與今天高度內卷的大學——幾乎從學士、碩士、博士直接成為烈士不同，那時考上了大學，一夜之間突然改變了命運，有了希望，有了著落，有了安放，有了穩(wěn)定而光明的前程。

1979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急劇地改變了中國傳統(tǒng)農業(yè)文明與倫理社會的特點，電視政論片《河殤》將農業(yè)文明與商業(yè)文明、黃土文明與海洋文明絕對對立起來，極端貶低黃土文明，歌頌海洋文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被視為封閉、停滯、落后、愚昧的象征，城鄉(xiāng)的經(jīng)濟對立被那個時代表述為“文明與愚昧的沖突”。路遙描寫向往城市生活、千方百計逃離農村的中篇小說《人生》集中而強烈地表達了這一主題。雄前兄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話表達對于時代變遷的看法，換一個時代，就像換一批鳥兒換一種歌聲。他感嘆：“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年，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劇變期，傳統(tǒng)文明向現(xiàn)代文明飛速過渡，可以用山河變色、天翻地覆來形容?！痹谀嗌尘阆碌母母镩_放大潮中，這個古老的民族既有升華，也有沉淪。雙峰這個中華女杰之鄉(xiāng)、中國書畫之鄉(xiāng)、中國院士之鄉(xiāng)，在改革開放的洪流中，頗有驚天動地的創(chuàng)舉，從啞巴賣刀的創(chuàng)意，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假證技術以及山呼海嘯一般席卷整個華夏大地的產業(yè)化假證生產大潮，都曾經(jīng)驚動過全中國。我們以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那個鄉(xiāng)村世界都已經(jīng)再也回不去了。雄前兄說： “16歲那年，我懵懵懂懂離開鵝公坪，一個學期過去，就知道我回不去故鄉(xiāng)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無奈也很精彩?！比松菃纬誊嚻?，沒有歸途。

從我們這一代開始，中國農民才真正擺脫土地的束縛，出現(xiàn)了空前規(guī)模的“農民工”。他們離開祖祖輩輩固守的土地與故鄉(xiāng)，投身城市，闖蕩世界。農村在變，世界在變，人在變，心也在變。在急劇的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鵝公坪也像中國農村其他地方一樣出現(xiàn)了空巢，但更空的是人心。歷史不是直線，人性更不是。

老湘鄉(xiāng)是典型的湘中丘陵，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湘鄉(xiāng)話是最古老、最難懂的方言之一。雄前兄是我見過的少有的很年輕就考上大學離開故鄉(xiāng)卻鄉(xiāng)音不改的人。他說，作為一個普通話講得最差的異鄉(xiāng)人，“鄉(xiāng)音是我內心深處千萬次的羞愧，是我生命河流中多次經(jīng)歷的暗礁險灘”。 我們都對方言鄉(xiāng)音造成的交流上的困難有著深刻的體會與強烈的挫折感。到武漢上大學的時候，我震驚于我的“普通話”連湖南老鄉(xiāng)也一句都聽不懂。后來，再北漂到北京，鄉(xiāng)音與方言一直是交流的巨大障礙，如同難以逾越的天險，在人群中間自然而然便有一種異類的感覺。無論多長時間，我們也無法在異鄉(xiāng)的土地上扎下根來。長亭連短亭，何處是歸程？我們這一代人身似漂萍，心如轉輪，故鄉(xiāng)已然遠去，歸宿難以尋覓。

實際上，經(jīng)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農村才改變了半自然的生存狀態(tài)，才從根本上擺脫了我們童年時代記憶深刻的食物的匱乏與物質的貧困，對于在物質極度貧乏的農村成長起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城市超市與巨型購物中心那種“物質極大豐富”的視覺沖擊無比強烈。我們是時代的見證者，也是時代的幸運兒。

責編：劉瀚潞

一審：劉瀚潞

二審：曹輝

三審：楊又華

來源：湖南日報·新湖南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