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文韜

近代以來，湖南因長期表現(xiàn)出頑強的抵抗力，被西方人視為“一扇長期緊閉的門”“堅不可摧的耶利哥”。二十世紀初，隨著岳州、長沙先后開埠，外國人開始大量進入湖南，對湖南的認識也更為全面和深化。其中，英國人夏立士（Alfred Herschell Harris）的近代湖南觀頗具代表性。

夏立士1883年進入中國海關，此后供職于多地海關，工作長達四十年，還曾擔任過直隸總督李鴻章的翻譯和海關系統(tǒng)漢語考試主考官。1903年，時任岳州稅務司的夏立士受湖南巡撫趙爾巽舉薦，參與勘定長沙開埠地址，并擬定了《長沙通商租界章程》等系列約章，成為長沙關首任稅務司。1907年，中國決定出版一部“介紹中國各省的地理、歷史和傳教的著作”，夏立士被選為撰寫湘省報告的“專家”。

在外籍稅務司制度下，稅務司實為各地海關行政的“唯一負責人”。夏立士歷任岳、長兩關稅務司，在當時來湘外國人中，尤為諳熟湖南的經濟情況。在他看來，湖南是一個地不愛寶的富庶之鄉(xiāng)。湘省自然資源豐富，“蓄藏甚厚，幾于無處不有”。產糧方面，湖南“谷米甚富，洞庭湖沿岸地區(qū)土地肥沃，是全省的糧倉。其次是湘江流域，湘潭地區(qū)產糧量少但質高”。經濟作物方面，湖南“多山且樹木繁茂，盛產松樹、橡木、雪松、樟樹、柏樹等樹種，其中松木的貿易額最大”。岳州產名茶，君山銀針和北港毛尖“聲名遠播”。夏布“以瀏陽產為最著名”，益陽則盛產土紙。礦產資源方面，夏立士估計，“湖南的煤炭儲量比歐洲的更高，煤田面積達兩萬一千平方英里。每年從地表和隧道開采的無煙煤約達四百萬到五百萬噸”。其中，衡州的耒山“生產出了我所見過的最好的爐排無煙煤”；衡州和寶慶也是“優(yōu)質鋼鐵的供應地”。此外，湖南的硫黃、錫、銅和銀“脈藏豐厚”，平江和辰州一帶則“已經發(fā)現(xiàn)了黃金和鎳”。夏立士還詳細考察了湘江、資江和沅江三條主河道的水運價值，認為“大多數(shù)城鎮(zhèn)都水路通達”，貨物流通極為便利。

夏立士對湖南的重要城鎮(zhèn)印象極佳。他尤其看重岳州港的商業(yè)價值：“載觀本埠通商場，視長江各口岸地方甚覺開闊高爽，兼之碧波前繞，青山后圍，空氣大來，和風四達。惜如是佳境，而東西洋各殷商巨賈尚未知適彼樂土焉。盼何如之！”來到省城長沙，夏立士更是不吝贊美之辭。長沙城內“地方寬廣，街衢清潔。官衙巨室，名廟專祠，杰構崇宏，美輪美奐”。省城的店鋪“無論大小，專事鋪張，尚形工整”。市場上“五光十色，層出不窮，即罐頭、水果、洋酒、面包、番菜等物無不美備，欲購極為便利”。還有一些較大的門面，“專售外洋紙張筆墨，各項儀器，書籍圖畫，生意甚為鬧熱”。

同時，夏立士也指出了阻礙湖南經貿發(fā)展的相關弊病。其一是厘捐過重。茶?！霸瓋r甚廉，每擔不過二兩五錢、三兩之譜。但照茶類稅則，應征此貨出口正稅每擔一兩二錢五分，殊屬太重”。對于運米出省，省憲除征“賑糶捐”外，還要抽本土商人“厘金一百四十三，合計每石應先納官款五百四十余文”，加重了米商的負擔。其二是幣制混亂?！安橄媸∈兄?，通行生銀、銀元、小角暨銅元等無不備設，惟原來鷹洋及湖北龍洋具價最高，名曰‘光洋’，易于轉運他埠也。所有鉆花等洋并錢票銅元等項，均有定價，惟湘省舊俗，銀洋必須打鉆后始堪信行。”另夏立士發(fā)現(xiàn)，銅元局所鑄黃銅元在長沙“值票錢十文，折制錢八文”；在漢口則“可值制錢十文”，因此“賣者買者咸愿私相躉受”。其三是未得辦礦之法?！安楹先?，久著礦產美富之名，而尚鮮辦礦之實。據聞開者亦有多處，惜見識淺陋，俱用土工，以致或作或輟，耗費頗多。”不過，省憲日益重視興辦礦務?！霸虑坝械V務大臣聘請英國著名礦師布君到省內游歷中南等路，查勘礦苗。此外亦有日本礦師幾位巡閱各處。是湖南之礦務固已綱舉目張，則商務之因此以興，不待煩言而解。”

湖南在近代的迅速崛起令海內外矚目，夏立士對此亦多有關注。他認為：“湖南如今在中國和西方世界眼中樹立起的強霸地位，其源頭可以追溯至太平天國時期?！碧杰姎v時八十天圍攻長沙而“卒未得手”，以及湘軍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勝利，使得“湘省名望久已炫耀人世”，“湘軍名望冠諸省”。夏立士指出，湘運興起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其一，湘軍領袖和重要將領成為清政府維系統(tǒng)治的重要支柱和中堅力量?！昂先嗽谇宄瘍韧舛忌砭右殻踔烈欢螘r期里七位總督中有六位是湖南人?！逼涠先藦姾飞形?，“三湘子弟愿隸兵籍者十有八九”。夏立士感嘆，湘省“兵力之強，民氣之固，不卜可知”。其三，湖南士紳的地位獲得提升，并聚斂了大量財富。“照當?shù)氐恼f法，總督的權力與紳士的權力相比是四比六”，政策的推行“端賴各僚屬及大紳巨室相輔而行”。日俄戰(zhàn)爭期間，長沙出口土貨量大減，“而于進口洋貨則無甚妨礙”。湘省室家之富，“于此已可略見一斑”。

湖南崛起后，士紳的排外反教斗爭尤為激烈。湖南正式對外國人開放遠遲于周圍省份：“即使湘省的邊境與約開口岸的省份相鄰，蒸汽船經過其門戶，她卻仍然為自己能夠‘遺世獨立’而自豪?！笨墒牵娴氖匡L民氣卻在戊戌時期為之一新，迅速走向維新開放之路。夏立士敏銳地捕捉到這一變化。他對譚嗣同、陳寶箴等變法先驅深表敬佩，稱政變“讓所有心存良知的中國人感到悲痛”。同時指出，“改革先驅并沒有白白地犧牲。歷史證明他們的理想是正確的，此后頒行的法令和開展的運動正是1898年已經批準的或將要考慮的”。進入二十世紀，湘省官紳力圖革新之風更是深受夏立士好評。他對湘撫趙爾巽尤為贊賞，稱趙“整飭紀綱，如吏治、如學堂、如礦務圜法等節(jié)，定章程，講辦法，朝乾夕惕，莫敢或遑”。夏立士與各階層的交往也是“愉快的”，士紳的態(tài)度是“最友好的”。湖南興辦新學的出色成績亦可圈可點。夏立士統(tǒng)計，1904年，“省垣高等學堂十六所，共計學生九百七十五名，教習八十七員，日本教員四位。中學堂七所，學生四百二十五名，教習四十員。小學堂八所，學生四百零七名，教習四十員。武備學堂二處，學生二百二十名，教習十四員。又半日學堂二十四處，學生九百六十名，教習四十八員。此外并有多處民立學堂，不及詳載”。新學蔚然成風，“湘省青年子弟，大有維新氣象”。

湖南人由保守向開放的迅疾轉變使夏立士感到費解，也影響著他對湖南人的看法。夏立士稱贊湖南人“以驕傲自負、資產雄厚、意志頑強、富有決心和精于管理而著稱”。他相信，“湖南人聰明、富有男子漢特立獨行的氣概，一定會使他們在如今銳意改革的中國顯示出領袖風范”。對于湖南的命運，夏立士樂觀地預測道：湘省的改革“一旦豁然貫通，勃然興起，誠有未可限量者矣”。湖湘青年“將來星羅棋布，真才實學，蔚起文明，豈非光遠而自他有耀乎”？

作為岳、長兩關稅務司，夏立士有機會深度感受湖南的近代化變遷，并能在中外交涉事件中親歷感知湖南的維新氣象。他對湖南的認識是較為切實、立體和全面的，但又無法跳脫其身份立場所帶來的局限性。例如，夏立士對張之洞為抵制洋銀而自鑄銀元的舉措頗有微詞，對反教湘紳周漢的恨意躍然紙上。在介紹各國在湘貿易情形時，夏立士則將日本視為競爭對手，敦促英國搶占商機：“訪聞日本大阪輪船公司業(yè)經延精明商務之人，在長沙坐探一切，以便其特造之淺水小輪于明春行駛湘漢一帶。窺厥命意，殆知此路貿易大有可觀。若弗及早爭著先鞭，誠恐將來而望塵莫及?！边@流露出身為異域“他者”的夏立士在湘爭利的心理動機。因此，今天的我們打開二十世紀初的“西洋鏡”時，應該理性地審視西方敘述者的現(xiàn)實需求與情感體驗，方能從多維度呈現(xiàn)近代湖南的客觀歷史面貌。

作者：吳文韜

責編：羅嘉凌

一審：黃帝子

二審：蘇露鋒

三審：黃柏禹

來源：《書屋》